視障新知

那段茫然的日子

林信宏

撰文時間:2003/12/18
  林信宏/口述
  陳芸英/整理
  
  二零零二年五月初,我們盲棒蝙蝠隊擊敗其他五隊,勇奪「全國賽」冠軍,得以參加八月在美國舉辦的「世界盃盲棒錦標賽」。
  連續好幾天,我彷彿活在天堂裡,過去那段時間,每個週末的努力就是為了拿冠軍,我們終於不負眾望,又可以到美國和外國隊伍一較高下了。
  我是重度弱視者,對微弱的光有一點點的反映,但不足以看到東西,醫生宣判我在未來的幾年,將隨著年齡的增長而視力一天天減退,「甚至失明」,我慶幸在完全失明之前找回自己喜歡的運動──盲人棒球,它讓我對絕望的人生重燃希望。
  我的故事得從小學開始說起。
  我的身材中等,在教室都坐在中、後半段的位置,但總要瞇著眼睛看黑板,那些字看起來模模糊糊,我原本以為所有的字都長得那副德行,直到有一天老師在牆壁上掛一幅「視力測驗」表,上面有個英文字母E,老師要我們指出E的缺口。輪到我時,就有同學說「他指錯了」,或說「他亂指」;我越指越緊張,完成測驗,老師給我0.6的「成績」,並告訴我:「你得了近視,放學後叫你家人帶你去配眼鏡。」
   我聽到自己近視的消息,第一個反應居然是「鬆了一口氣」,因為我慶幸終於找到了答案。
  我從小就因為看電視坐得太近被大人罵。每次看電視,大人總是把我的椅子拉到後面,但每次坐遠一點就看不清楚了;我也經常有意無意跟視力正常的弟弟比賽看漫畫,眼看著弟弟一頁一頁翻過去,我還停留在前面一頁,心裡就很緊張,閱讀總不及翻書速度,後來弟弟贏了,我不服氣,想扳回一城,就找他到路口看紅綠燈,猜猜看第二個路口現在是紅燈還是綠燈,弟弟每一次都樂意奉陪,因為我老是輸。
  當天被老師要求配戴眼鏡的不只我一人,但那些同學戴上眼鏡後互相交換心得,都覺得黑板的字清晰多了,然而我卻例外,我只覺得「好一點點」而已;老師猜可能是度數配得不夠深,索性把我調到最前面坐,於是每換個班,我總要強調自己的視力,要老師把我的位置調到最前面。
  我的眼睛看不到也就罷了,連帶的同學也不喜歡我,尤其在棒球隊。
   在我的記憶中,打棒球是一段不愉快的回憶。我的視力不好,明明看到球,反應就是比別人慢半拍,往往球落入捕手手套後我才揮棒,「唉,又被三振了!」守備也一樣,當打者將球擊出,我趨前接球時,球已經滾到後面去了,「唉,笨喲!」
  練習還好,同學嘴巴罵一罵就沒事,一旦到了比賽,我的漏接和三振成了致命傷,「你瞎了是不是?打也打不到,守也守不好?輸球都是你害的啦!」我聽了很難過,只好黯然退出棒球隊。
  我覺得很自卑,不敢跟別人接觸,慢慢孤立自己,同學對我的排斥在我小小心靈中烙下難以抹滅的傷痕。
  升上國中,除了視力檢查外還多了一張「色盲測驗表」。
  這時我更緊張了,眼前除了花花綠綠的顏色外,什麼都看不到,老師不相信,一個顏色一個顏色指:「這是什麼顏色?」「綠色」「那這個呢?」「紅色」,「那這張圖顯示的是什麼數字?」我傻眼了,單獨看還好,整體看真的什麼都看不到,老師搖搖頭,在健康檢查表上蓋一個「色盲」的章。
  我小學得「近視」,國中是「色盲」,「眼睛生病」的陰影在我成長過程中如影隨形,所以我沒有快樂的童年。
  雖然視力不好,但我的功課一直不錯,國二就被分到「升學班」,我更加努力,放學後跟著全班補習,但這卻是視力「惡化」的開始;我明顯感覺自己的閱讀速度減慢,課本裡的字看不清楚,即使貼近眼睛也看不到。
  我那時最怕被老師點起來念課文,因為我都念得結結巴巴的,有時同學也聽得不耐煩;不僅如此,上課要寫筆記或抄黑板對我來說也是一個折磨,因為幾乎看不到,三不五時就要麻煩同學念給我聽,不然就是借別人的筆記抄,下課時同學出去打球,我得待在教室裡抄筆記。
   國中時代玩的是籃球。
   偶而不用抄筆記時,我會和同學一起打籃球,但很快的,小學打棒球不愉快的經驗就像電影倒帶一樣,一幕幕重演:每次球在我手中,我就是投不進籃框裡,當別人把球傳給我,我準備接球時,「咻──」的一聲,球已經落入別人手裡,久而久之,大家都不讓我玩,我也退出了籃球隊。
  在各項球類運動都遭到挫敗後,我只好將注意力放在功課上,高中聯考,我考上第四志願——復興高中。
  
   高二分組時,我選社會組,以為只要背書就可以,不需要花腦筋思考一些問題,沒想到社會組需要念很多資料,這些都必須用眼睛看。我記得第一次月考前夕在家裡複習功課時,我總覺得書怎麼看都看不完,三更半夜裡,想睡不敢睡,心裡很掙扎。隔天,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應考,當同學一個個交卷,我發現自己連考試卷上的題目都還沒看完,鈴聲響起,我被迫交卷。
   第二堂課我很緊張,興起「作弊」的念頭,我從來沒有作弊的經驗,可是怎麼辦,不能再像第一堂考試那樣呀!坐在附近的同學瞭解我的視力狀況,好心答應「罩」我,於是同學把答案寫在紙條上遞給我,我拿到紙條如獲至寶,以為遇到救星,但一看,完了,上面寫些什麼完全看不到,我盯著紙條看;這時眼尖的監考老師察覺事有蹊蹺,走到我坐位前一探究竟,我一緊張,將小抄丟到嘴巴裡,含到下課為止。
   月考成績揭曉,我考得其差無比。一向管我甚嚴的父親看到成績單大為光火,儘管我一再解釋自己因為看不到才考得差,但父親完全不信,認為那是藉口,後來幾次的考試也都如此,尤其是數學,經過兩次補考沒通過,我被「留級」。
   聽到留級的消息,我的恐懼大於沮喪。恐懼來自父親,那個一向要我作榜樣給弟妹看的父親,絕對不能接受一個留級的兒子。
   拿著「留級通知單」回家,擔任裁縫師傅的父親正在剪裁客人的西裝褲,我的心情七上八下,不知道要如何面對接下來的場面,我把自己因什麼原因造成留級的台詞在腦海重複演練好幾遍,最後鼓起「非常非常非常大」的勇氣說:「爸,我…數學…補…考…沒…過,要…被…留級……」跟我念課本一樣,說得結結巴巴。
   我偷偷瞄父親一眼,眼下的父親用一貫的撲克臉直視桌上的布和剪刀,像是醞釀怒火,然後慢慢握緊雙拳,看我一眼,接著一陣「批哩啪啦」的拳打腳踢,我連躲都不敢躲,那重重的拳頭紮紮實實打在我身上,青一塊紫一塊。
   「留級」讓我的「課外活動」嚴重受到影響,只要出門,父親一定問清楚去什麼地方、跟誰去、幾點回家。
   我印象最深的是慈幼社的同學約我去養老院的那一個活動。出門前,我在父親房門外躊躇將近二十分鐘,心裡一直模擬待會兒要怎麼開口,我的雙手、雙腳發抖,全身冒冷汗,我害怕父親生氣、怕他不答應。我記得父親上一次答應我去孤兒院是在一年前,出門前父親也照樣問一些基本問題,問我幾點回來,當我回答:「不確定,可能五、六點」時,父親馬上說:「不行,四點馬上給我回來」;父親的話鐵令如山,我絕對不敢反駁,只牢記「四點一定要回到家」這件事。
  一到養老院我就很緊張,心裡一直惦記著「怎麼辦,怎麼辦,四點就要回到家,怎麼辦?」整天都沒有參與活動的心情,行程還沒結束,我就嚷著要回家,大家直呼我掃興,但我不好跟同學明講,匆匆收拾包包離開。回到家,一看手錶,糟糕,超過四點,而嚴厲的父親早已站在門口嚴陣以待。
  想到這些,我念頭一轉,算了,都被留級了還出去玩什麼呢,想來有點心虛,只好自動放棄出門的念頭。
   可能是長子的關係,父親一直很在乎我的成績,也許被留級的事父親比我還傷心。那年暑假,父親聯絡就讀於海洋學院的表哥幫我補習數學,表哥家住新店,我每個禮拜得往返萬華和新店之間。
   在表哥的指導下,我的數學突飛猛進。開學後的第一次月考,我的數學拿到全班最高分,老師非常驚訝一個留級生數學居然最好,而且名次在全班排名第四; 但好景不常,我的視力卻無法用「努力」彌補過來,尤其需要看書的文科,永遠讀不完,我曾試著讓自己定下心來,不斷告訴自己「我一定要看完書」,但書攤在眼前就是看不到,那時內心的掙扎、交戰難以用筆墨形容,高三畢業的大專聯考,我落榜,結局在預料之中。
  
   在父親的介紹下,我來到一家公司當業務員。有一天,我奉命送東西到客戶家,當時情況緊急,我冒險騎摩托車出門,當天下著雨,視線不明,經過十字路口時,我一不小心撞上一位老先生,對方當場血流滿面。
  我很害怕,馬上打電話回家「自首」,沒多久父親趕來,我搶在父親罵人前說,「爸,我真的看不到,我真的看不到,真的是因為看不到才撞上我的啦!」這一回父親居然相信了。
  兩個禮拜後,他帶我到一家眼科檢查,順便把為眼疾所困的另一個弟弟一塊帶去。在這之前,我們所做的都是一般的「視力檢查」,指一指視力表,再配戴「近視眼鏡」,從來沒有檢查出影響我們視力的真正原因,大家都以為我們得的是近視。
  醫生為我和弟做「眼底攝影」等詳細的檢查後問了父親一句:「你們家有沒有『遺傳性』的眼疾?」我們三人聽了都愣住了。
   醫生說,我們倆兄弟患的是「視網膜色素病變」,這種眼疾有可能是「隔代遺傳」,而且視力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一天天退化,「最後,甚至失明,」這句話在我聽來格外刺耳,「甚至失明」這四個字有如刀割,割得我心裡淌血。
   「可以治療嗎?」父親顯得憂心忡忡。
   「到目前為止還找不到有效的治療方法,也無法控制它的惡化!」
  我不甘心,繼續追問,醫生淡淡的回答,「目前沒有藥救!」
  醫生的答案在我的解讀像是「絕症」,絕症也是沒有藥救,當癌細胞擴散時,它的速度也是無法有效控制的,但我要怎麼接受自己得了絕症的事實?
  接下來是父親拉著醫生問更多的問題,而我,當場跌坐在椅子上。
  我開始想像有一樣東西原本是看得見的,慢慢的物體變得模糊,當我伸出手想要拿時,東西卻像變魔術般消失,過去十九年那種朦朧的焦慮已經變成一團恐懼了。
   回到家,父親「推想」是媽媽娘家的人出了狀況,因為我的舅舅眼睛也不好,後來媽媽打了幾通電話,證實是她娘家那邊的遺傳疾病後,父親掩面難以置信。 從此,父親對待我們的態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,說話變得和顏悅色,吃飯會挾菜給我們吃,不時對我們噓寒問暖;母親也覺得虧欠我們,三不五時為我們進補,人家說什麼有效她就買什麼;但家人的改變並沒有讓我覺得溫暖,我寧願父親回到原樣,只希望自己和弟弟的視力恢復正常,但後者似乎成了奢求。
   我日益消沈,生活頓時失去重心,沒有目標、沒有方向;後來我辭去原來的工作,而在警官學校縫紉部任職三十多年的奶奶發現該校有兩個「工友」的缺,於是推薦我們到警大當工友。
  
   當我意外得到「工友」這個公家單位的職務時,覺得很丟臉。過去工友給人的印象既卑微又低下,是給沒有專才的老人家做的;我作夢也沒想到,有一天自己居然也會是工友,而且是在年紀二十歲的時候。
   後來我發現,對「工友」這個職務不能適應的不只我還包括當時的女友。有一次,一位朋友問她:「你男朋友在做什麼?」她含糊的說:「在公家機關」,當朋友進一步跟她聊公家機關的福利時,她就巧妙的轉移話題;我不怪女友,因為連我自己也一樣。有一次我也被問到在哪裡上班,我小心的答:「警官學校」;別人繼續問:「你是老師還是教官?」我也只能更模糊的用其他代名詞將工作解釋清楚,總之,就是不願意把「工友」這兩個字說出來。
   儘管我不屑於當工友,但為了讓日子過得好一點,我常常告訴自己:「我和其我工友不一樣,我是最年輕、最聰明、做事最有效率的工友。」於是我開始在工作上找樂趣。例如送公文時先作「排列組合」,包括從三樓到一樓什麼路線最近,各處、室辦公室的相關位置在哪裡,由近到遠怎麼走最快,再按自己的排法一一完成,每次完成工作我就為自己加油鼓勵,藉此沖淡乏味的工作;又如掃地或拖地,我會想應該由哪些地方開始掃才不會重複,地該由那個地方開始拖才不會踩到剛擦完的地,該怎麼做才可以節省時間和體力。
   其實這樣的生活過一陣子也就疲乏了,有時候待在辦公室沒事做,別人會趁機叫我幫忙。
   有一次長官拿一張圖要我按照圖形在禮堂擺桌椅,我拿到圖卻慌了,儘管這些工作簡單,但對視障的我來說仍是一大挑戰。因為我根本看不到,不知道地圖裡畫什麼,只好請別的同事幫忙看,看完再敘述給我聽,我再按聽到的內容擺桌椅;一般人對於這種「大規模」的工作都會要求其我有空的同事幫忙,但我看不出誰有空,就這麼一個人擺了兩個鐘頭的桌椅。
   那個禮堂是外賓常看簡報的地方,環境區域很大,桌椅擺好後長官順便交代我「打掃乾淨」,於是我每一個地方、每一個角落,橫的直的慢慢掃,最後長官檢查時,剛好發現某個角落有張白色的小紙屑,「你看你掃什麼地,那麼髒都沒掃到。」
   那天回家後我十分難過,開始質疑自己的能力,「我連工友這麼簡單的工作都做不好,將來還能做什麼呢?」
   心灰意冷之餘,我認為「結婚」是可以安定自己的力量,儘管這段時間我因自卑而脾氣不好,常跟女友爭吵,但我覺得只要結婚一切都會解決。
  女友這廂並沒有強烈與我結婚的打算,拗不過我的要求,加上女方「適時」有親友過世,一般台灣人的習俗是希望新人在百日內成婚,搭上這班「便車」,我鼓足勇氣南下提親。
   但就在結婚前兩個禮拜,我女朋友突然不見了。
  她躲起來了,我卻瘋狂找她,幾乎把台南翻過一遍,但怎麼找都找不到,她家人也不肯說她人在哪裡,至於原因,我全部的親朋好友都知道對方是因為我將來會變成「瞎子」才打退堂鼓的,當時我非常難過,覺得老天爺對我實在太殘忍了。
  我如同行屍走肉,日子恍恍惚惚過了好長一段時間。
  一年後的某一天,我接到高中同學的電話。那是一個冷冽的早晨,天空陰沈沈的,但電話彼端卻帶來如陽光般溫暖的問候,他約我出來聊天,語帶鼓舞地說:「我覺得你的條件不錯,你要不要到視障機構要求幫忙,也許會走出一片天!」
   當時我不覺得那句話有什麼特別,回到家反覆咀嚼猶後覺得很有道理,「對呀,怎麼沒想到視障界呢?」
   我好像開竅了,於是撥一零四問相關機構的電話號碼,一一打電話去瞭解他們的狀況。當時伊甸園有電腦班、廣播配音班、創作劇、國際舞等等,於是我前往伊甸園,並參加電腦班。
  參加電腦班之前,我覺得自己是個可憐的人,但後來我發現班上有好多人狀況比我還糟,其中一個同學斷了雙腿、雙手,而且兩眼失明,每天由家人從床上抱起來搭固定的計程車到伊甸園上課,下課後由同學抱他搭計程車回家,直接抱回床上,那張床就是他所有的活動空間。我很訝異這世界上還有這麼不幸的人;可是這位同學上課十分認真,很少抱怨,經常笑嘻嘻的,相對的,我覺得很慚愧。
  我的視力在電腦班算是很好的,同學簡直把我當明眼人看待,由於「功能」強,於是我指引同學走路、上洗手間、教他們使用電腦甚至心理輔導;大家覺得我很厲害,可以做很多事,我的能力受到肯定後再接再厲,我發現可以學的東西越來越多,我開始參加點字班、廣播配音班、歌唱班、國際舞蹈班等等,我的情緒瞬間翻騰,像一個發現美麗新世界的孩子,一頭栽進這個新領域,彷彿能力無限,每天忙得既開心又充實。
  後來我聽到「盲棒隊」的招生新聞,我很愛運動,過去打過少棒的感覺一點一滴回到心裡;後來,我就加入了盲人棒球隊。
  我一直到了球場才發現自己真的走出來,心鎖也解開了。因為在球場上,我覺得自己不是視障者,他們願意跟我一起打球,以前被同學排擠的陰霾煙消雲散,而且我跑得比他們任何人都快,整個神經跟著放鬆,有時候我還可以幫助教練指導全盲的朋友打球,過去被壓抑的情緒現在完全釋放,我覺得在球場我找到了自己。
  剛將入「盲棒隊」是八年前的事,我所屬的球隊一直很強,我們球隊幾乎年年代表台灣到美國參加「世界盃盲棒錦標賽」,我幾乎年年出國,生活有了不一樣的面貌。接著,我參加路跑,現在是路跑協會的理事;我也參加舞蹈班,現在是「光之舞藝團」的團長;我去年代表台北市參加全國身心障礙區運會,得到一百公尺短跑、四百公尺短跑及跳遠冠軍。
  我雖然閉上了眼睛,卻打開了其他的器官,我打開鼻子、耳朵、皮膚、心臟等等身上可用的器官來反應和調適外界的狀況,重新整理自己的步伐,找出適合自己生活的新方法;在行動上,我即使走在路上跌倒,也會牢記是怎樣的情況下跌倒的,「陷阱」在哪裡,記住它,以免下一次重蹈覆轍;在思想上我做「逆向思考」。例如,我已經很久沒「看」到自己的父母了,其實我們住在同一個屋簷下,每天生活在一起,他們的聲音我是熟悉的,卻看不到;自從我的視力惡化之後,就再也沒看清楚父母的臉了,於是我把他們四、五年前的印象記在腦海裡,也許現在他們變老了,皺紋變多了,但在我記憶裡的父母反而不老,永遠是四、五年前的樣子,再過十年、二十年後都是,永遠都那麼年輕,想通了也就釋懷了。
  我經常受邀演講,當我緩慢踏上講台,尚未開口,台下立即響起一片熱烈的掌聲,我知道那掌聲代表什麼意義,他們為我走過那段跌跌撞撞的日子予以肯定,所以我一直勇敢的走下來,直到現在。
  說來諷刺,我視力比較好的時候,生活飽受壓抑,現在視力逐漸消失,生命才出現光彩,這就是我的人生。
  
備註:林信宏/口述 陳芸英/整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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